合同解除是民事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终止机制，其法律后果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。在商业实践中，当事人往往因误解解除程序或低估解除后的连锁反应而陷入被动。某知名电商企业曾因未履行合同解除后的法定通知义务，被供应商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并索赔300万元，最终法院认定其构成恶意违约。此类案例警示我们，合同解除不仅意味着契约关系的终结，更会引发多维度的法律后果。

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首要体现为合同关系的终止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563条，当事人协商解除或法定解除均导致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时终止。但终止效力存在例外情形，如当事人约定了合同解除后的清算条款，或涉及继续履行义务的约定。某房地产项目中，开发商与施工单位在解除合同后仍就工程尾款进行协商，法院认定双方形成新的民间借贷关系，原合同终止不影响新债务的成立。这种特殊情形要求当事人必须明确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
经济赔偿是合同解除的核心后果。违约方通常需承担继续履行不能产生的损失，包括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。某物流公司因违约解除运输合同，除退还预付运费外，还需赔偿客户因货物延迟到达产生的仓储费、商誉损失等间接损失，最终赔偿金额超出合同总额40%。但赔偿范围存在限制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584条，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损害。某设备采购合同纠纷中，买方主张的违约金包含未来三年预期利润，法院仅支持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。

程序瑕疵可能引发不利后果。合同解除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，书面通知作为核心证据，其送达方式直接影响解除效力。某外贸合同纠纷中，卖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解除通知，但未按照国际贸易惯例标注"解约"字样，导致买方主张未收到正式通知，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卖方诉求。此外，法定解除情形下的通知期限要求同样关键，如《民法典》第563条规定的30日催告期，某购房合同纠纷中开发商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催告解除，导致解除行为被认定无效。

合同解除可能触发连带责任。在多方合同关系中，解除单一合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某建设工程项目中，总承包单位解除分包合同后，因未及时通知业主，导致业主直接与分包商发生争议，最终总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。这种连带性源于合同间的从属性关系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519条，主合同解除将影响从合同效力，但当事人可约定从合同终止的具体时间。

风险防范需要系统化措施。建议合同中明确约定解除条件、通知方式、赔偿计算标准等事项。某软件服务合同特别约定"任何一方解除需以挂号信形式送达，并附详细损失计算表"，有效避免了后续争议。此外，证据链的完整性至关重要，某股权收购合同纠纷中，收购方因未能保留对方违约证据，最终承担全部退款责任。建立合同解除审查机制，包括法律风险评估、专业意见咨询等环节，可有效控制风险。

合同解除的后果具有多维性，涉及法律效力、经济责任、程序规范等多个层面。当事人需在解除决策中综合考量法律后果与商业利益，既要把握法定解除要件，又要防范程序瑕疵风险。建议建立合同解除决策流程图，明确各环节法律要点，如解除事由的合法性审查、通知载明的必备事项、赔偿计算的依据等。同时，应注重解除后的关系处理，通过协商确定后续合作框架，避免因解除引发不必要的商业纠纷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合同解除的后果可能延伸至数据合规、知识产权等新领域，这要求当事人持续关注法律动态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