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，面对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，中国封建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官员和士大夫发起了一场以"自强"和"求富"为核心的自救运动。这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，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技术革新运动，更在思想领域开创了传统士大夫阶层接触西方文明的先河。其指导思想始终围绕"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"展开，形成了独特的认知框架与实践路径。

洋务派首先确立了"师夷长技以制夷"的实践纲领。这场运动发轫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，以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起点，逐步演变为涵盖军事、工业、教育等多领域的改革实践。他们系统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就，发现西方列强侵略的核心在于军事技术的代差，于是将"制器"视为立国之本。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组建的西征军装备西方火炮，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引进英国机械生产线，张之洞在汉阳铁厂推行现代冶金技术，这些实践均体现了对西方军事工业技术的系统性学习。这种"技"的层面突破，使中国军工能力从冷兵器时代跃升至工业革命初期水平。

在思想认知层面，洋务派构建了"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"的理论体系。他们坚持儒家伦理作为立国根本，认为"三纲五常"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，如冯桂芬在《校邠庐抗议》中强调"中国欲强，不外变法与学习西学"。这种理论定位既维护了统治合法性，又为技术引进提供了合理性依据。张之洞提出的"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"理论，将传统经学（旧学）与西方科学（新学）置于体用关系框架中，主张"中学为体用之根，西学为体用之用"。这种辩证思维使传统士大夫能够以文化自信的姿态接纳外来文明，避免出现全盘西化的思想混乱。

洋务运动在实践层面形成了"官办企业主导、军事优先"的发展模式。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主导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、福州船政局等11个大型军工企业，这些企业采用"官督商办"模式，既保证国家控制权，又引入市场机制。福州船政局在十年间建成25艘军舰，其自主研发的"平远"舰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铁甲舰。在民用领域，开平矿务局、汉阳铁厂等企业虽取得技术突破，但始终受制于官僚体系，未能形成现代企业制度。这种"重武轻文"的倾斜发展，导致中国近代化进程呈现畸形，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惨败，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
这场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源于其认知框架的内在矛盾。洋务派始终将西方技术视为"奇技淫巧"，拒绝触及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。李鸿章曾明确表示"中国欲自强，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"，却反对政治体制改革。张之洞编撰的《劝学篇》仍坚持"三纲五常乃立国之本"，这种思想束缚导致改革始终在技术层面打转。当甲午战败暴露制度性缺陷时，洋务派试图通过"以战养战"继续维持军工体系，最终在资金枯竭中走向失败。这种"器物救国"的片面性，为后来维新派提出"制度救国"理论埋下了伏笔。

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首次系统性尝试，其思想遗产具有双重性。它成功开启了技术引进的先河，使中国军工、工业、教育等领域获得初步发展，培养出严复、詹天佑等早期启蒙人才。但更深层的制度与文化变革未能实现，这种"中学为体"的理论预设最终成为近代化进程的桎梏。这场运动的历史启示在于，单纯的技术模仿无法实现国家自强，唯有在制度创新与文化重构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，才能完成真正的文明转型。其留下的思想争鸣空间，为后续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提供了历史准备，成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重要转折点。